知情人士：美将限制伊朗外长参加联合国会议期间的行动

至文革期间，检察机关一度被撤销，七五宪法规定由各级公安机关代行检察职权，直到七八宪法恢复人民检察院设置。

人类消耗地球资源及破坏环境的速度使实现可持续发展面临的挑战日益严峻。穷者患也，争者祸也，救患除祸则莫若明分使群矣。

对于人类征服自然、破坏自然会遭到自然报复的问题，恩格斯早就向人们提出过警告，他曾说："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要在增强主流媒体的影响力的同时，保证舆论的多样化。由于立法不善，导致法律偏私不公，直至立法腐败。减少交易费用的关键是产权制度、企业组织形式的创新以及市 场机制的完善或补足。农民工后代的处境更加令人担忧，因为他们的子女入学难，不能接受教育将导致其后代普遍缺乏在未来社会的生存能力和竞争能力。

失信，你也许永难挽回。要注意确保各方利害当事人的知情权和参与权。(第247页)但是，这些不同法律概念之间确实存在根本紧张关系，但这不影响它们的共存，相反，正是这才能够使法律本身持续不断地演进与发展。

用权利话语书写的这条路线图可以勾勒为，关于权利的修辞经历了哲学话语—政治话语—法律话语 —法律话语的扩容倾向的路线。(第239页)如何理解这项限制，是理解该时期司法角色的关键，其准确的理解是，广泛涉及政治，但不主导政治。(第192页)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孟德斯鸠 没有思考权力起源的问题，而是仅仅审视它的影响(第199页)，分权学说正是孟德斯鸠专注于权力运行领域而提出的主打产品，为我们提供了自由主义的确定性概念(第199页)。但是，这些评论也存在脱靶的嫌疑，因为权利话语的力量来源于经政治同意建立的复杂而不确定的过程之中(第221页)，申言之，权利话语不是因为其本身的内容而神圣，而是因为行程了广泛的政治同意而神圣。

这些支线是在直接的引用(前言，第2页)经典思想家的论述的过程中，平行地呈现出来。这是一条法律渐显、革命渐远的路径，如洛克林所概括的：早期现代的思想家并不认为社会契约论意味着政治实践或者起源于实定法或者由实定法规定，但到了康德那里，已经有了这样的解析：人的权利必须是神圣的 ，而且所有的政治必须屈膝于权利。

在各个阶段或者其中两个阶段，洛克林分别描绘关于司法角色、权利定位、社会契约的属性、分权机制等议题的不同认识，构成阅读全书的支线。(第185页、第196页) 3.限权立场的不同 国家形成之后的权力运行机制，是甄别政治与法律位阶的关键。根据洛克林的勾勒，以法律概念从惯例到命令再到权利的演变为时间纵轴，政治经历了从高贵到利益，继而又从以法律为工具发展到以法律为准则;但这不意味着此方向已经成为现实，也不能简单得出，权力之剑，只能依据正义的天平而挥舞(第251页)的理论主张已经兑现。只是在某种程度上才会被认可，它们多被认知为政治上的主张(第 108页)，这些权利虽然导致所谓的政治宪法产生了变迁，但是结果是这些以政治主张呈现出来的权利会被行政过程加以过滤，因此在规范的实定法结构当中，它不可能得到充分的认可(第109页)。

(第246页)法律命令说主导，并不意味着法律惯例说销声匿迹，法律权利说盛行，也不意味着惯例说与命令说彻底退场。(第239页)然而，司法的这一地位，并不意味着司法权不受限制，对特定范围的争议进行审判以及 避免卷入政党政治的争议之中 构成了对法官权力重要的限制。随着权利主张被转变成了托克维尔讲的 公民宗教 (第221页)，权利的外延也在持续的扩容。它在回应时代课题的过程中迂回前进：附丽于不同的时代精神，沉淀出对应的政治与法律关系模式。

洛克的一个相当根本的观点是人们联合形成王国，将自己置身于政府之下的主要目标在于保护他们的财产，(第182页)基于此，洛克认为，协定是核心作用是通过授权的形成政府，而非是权利的让渡乃至放弃，这是一种社会的基本委托关系。孟德斯鸠认为，对自由产生的威胁主要来自于立法权力。

修改国家结构的行为过于激烈是它的命门，直接导致大厦将倾之感。(第181页) 2.国家起源装置不同 如何从自然状态走向政治社会，社会契约的著名设计应运而生。

洛克是通过重新界定政治权力的基础，来提出了有限政府的理论，(第183页)进而提出分权方案的。(第196页) (二)洛克—孟德斯鸠 在洛克之后，孟德斯鸠是分权学说的集大成者。洛克指出政府权力并无其他的目标而仅仅在于保卫公民，它从来不应该是专横的，遂提出了有限政府的理论。这与法律权利说的主张一脉相承。分配正义则是政治的传统领地，亚里士多德就认为，政治中的根本问题关涉分配正义(第73页)。司法权在洛克那里，根本没有论述，而到了孟德斯鸠的论述中，则在保障公民自由权层面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

(第182页)准确地说，洛克所说的这种委托关系，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授权关系，而不是 严格契约性的主张，因为洛克 拒绝让统治者行使绝对的权力。洛克用人民主权取代主张绝对政府权力的主权理念，并进一步将人民主权转化为日常时刻中让立法机关回应人民的意志，由此期望 统治者不要使用压迫的方式来行使他们的权力(第196页)即使如此，不能绝对确保个人自由，洛克也支持 作为最后一招的革命理念。

(第225页)第二，制度外的革命手段被制度内的诉求吸纳，国家由此更为强大。在此起彼伏的争议中，社会国问题——尤其是司法审查与社会立法之间的紧张——成为现代社会之下诸多论争英国司法机关的政治角色最为激烈议题中的核心问题。

当自由或者自治为法律作为权利理念提供了规范性的标准(第 243页)，法律权利说呼之欲出。康德 将个人权利作为首要问题展开研究，强调人的权利 必须很少受到控制，但是统治权却不得不作出巨大的牺牲。

在这两个图景中有以下差异： 第一项差异是 主要威胁不同，霍布斯认为是人身安全;而洛克则认为是饥饿。工业革命产生的巨大社会转型点中了这个命门，惯例说的图景变得难以维持。(第178页)两者的政治版本尽管使用了诸如盟约或者契约般类似的工具，仍产生了鲜明对比的秩序图景，(第237页)这主要在自然状态、社会契约、限权、革命四个方面呈现出来。(第221页)随着政治与法律关系图景演变而相应变革着其面貌的权利话语，为审视前者的演变路径提供了一个个里程碑式的标记。

申言之，洛克的分权主张是其关注政府权力起源问题或正当性问题的副产品;或者说，洛克只是点到了分权问题。第一项创新是明确了各项权力中的主要威胁。

(第149页) 于是，法律不再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关系之间的媒介，而转变成为统治的工具。司法确定性是此项立场的前提预设，但是，法律实践的发展暴露出这项假设非事实，事物内在的不确定性并不能因为信奉一个希望它们消失的原理而能够得以避免(第99页)。

(第12页)如康德(ImmanuelKant)直白地表述：政治必须服从于权利。(第 150页)正所谓 法无规定即自由。

传统的社会组织，通过伟大的存在之链将人们勾连在一起，人类行为是根据严格的等级秩序而展开的活动(第124页)，如潘恩(Thomas Pains)所言，专制与剑在过去的世纪里终止了那些权利的行使。(第10页) 3.法律权利说 法律命令说的硬伤在于意志表现出来的命令，不能由欲望来决定，而是应该由善的事物来决定(第243页)，简单地将法律化约为意志，是令人不安的(第243页)。(第180页) 洛克的视角截然不同，他认为这 不是有关主权的关系与课题，而是统治者与自由公民之间的关系与课题(第180页)。(第98页)对于这个现象，我们可以这样来解读：来自法律惯例说的人为理性，克减了理性主义纵横的疆域，也缓和理性主义中法律确定性争议;但是这个问题始终存在，并将最终暴露出来，无论是人为理性还是理性主义都无法阻挡它的暴露。

它的第三种权力结盟权，通常受制于行政权力。(第74页) 矫正正义系司法的核心职能(第83页)。

这个时期两者的关系事实上是休戚相关的话语模式，在共同冒险的过程之中联合在一起并确保人类演出继续进行。在霍布斯那里，主权表明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关系的特征，这是根本的政治关系，他斩钉截铁地反对将主权进行任何的分割 (第192页)，由此断绝了对权力运行机制的关注空间。

在这里，霍布斯、洛克开出了不同的药方，前者基于主权原则的逻辑与后者基于宪法理念的主张是完全不一致的。历史文本提醒我们每一种不同的语境均会产生不同的论争，因此无论何时，当我们以一种论点来回答有关法律与政治之间关系的问题时，我们应该对它的语境与所援引的特定法律概念有清醒的认识。